知青丨王克明：上山下乡是回到古代反对未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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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丨王克明：上山下乡是回到古代反对未来

王克明新三届今天

老编的话：今天是史铁生68岁的生辰，本号在此分享延安老插王克明先生近日在史铁生纪念会上的发言。

作者简介

王克明在延安

王克明，1952年出生，曾在陕北延安余家沟村插队十年，担任过大队支部书记等。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，著有《听见古代——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》并有关文论。撰写母亲口述历史《我这九十年》，参与组编《回首黄土地》《我们忏悔》。

作者：王克明

史铁生去世8年以来，没有再跟他一起回味过插队和陕北。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，也是我们去陕北插队五十周年，这时候纪念铁生，很想再跟他一块儿聊聊插队，说说上山下乡。这是他生前喜欢的话题，他去世前四天还在跟庞沄、陈冲他们聊的话题。

铁生在《插队的故事》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满怀豪情壮志去插队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将来如果有人研究插队的兴亡史，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。那时候，工宣队为了让大家都去，就把该去的地方都宣传得像二等天堂，谁也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也就都报名，也就对工宣队的话相信一半，心想敢于百分之百说瞎话的人还没有出世。

“其实呢？出世已久。结果到了插队的地方一看，就都傻眼。譬如清平湾，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那不是在上一个世纪，或上几个世纪。种地全靠牛、犁、镢头，收割用镰刀，脱粒用连枷‘呱哒呱哒’地打，磨面靠毛驴拉动石磨‘嗡嗡’地转，每一情景都在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相同的图画。”

1970年的余家沟，王克明插队的村庄

过去常用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这句话描述上山下乡，这个“广阔天地”是什么样的“天地”呢？“大有作为”是怎样的“作为”呢？

只要想起插队时候的陕北，和铁生一样，我就有古代的感觉，几个世纪以前的，或十几个世纪以前的。我观察陕北方言，里面说着很多古代的词汇。我观察陕北民歌，里面唱着很多古代的传承。石碾石磨等等古代食物加工技术，决定了陕北的古代生活方式。从生产力角度看呢，我们插队年代，中国农村处在勉强自给自足的水平，很多地方食物不足，生产工具古旧，生产技术古老，靠天吃饭，旱涝成灾，交换初级，保有传统经济形态的脆弱性、封闭性、落后性，是传承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秩序。

知青去陕北插队时，耕地的方式和当地出土汉画像石上的一样，耱地使用树枝编成的“耱”，人站在上面让牛拉，那实际上是南北朝时候就用的耢。知青生活的是古代的乡村，从事的是汉朝的劳作。

但不一样的是，几千年来的个体农民被集体化了，村庄改叫了“生产队”。看上去，只有这种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，不是古代的事物了。但是，现在普遍认为那是剥夺农民生产资料、人身自由和自主权利的农奴制，建立在事实上的这种看法，反映了对它古代性质的认知。可是，古代东西方的农奴制，没有否定土地私有的集体化制度。集体化制度是构建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产物，这是现代的事物，不是古代的。那么是不是说，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就是一种现代制度啦？也不是。

1972年在延安余家沟。左起：王保树、王世伟、王克明

马克思曾提出，在消灭资本主义后，共同体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，要“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”，他说“重新建立”。恩格斯解释说：“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，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”。《共产主义原理》那本书说私有制废除后，“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，即所谓财产共有”，这跟“个人所有制”是同样的方案。而马克思说“重新建立”，肯定是建立人类以前实践过的制度。

人类什么时候实践过马克思说的分配制度呢？古希腊时代。古希腊外邦人实行过这么一种财产共有制度。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他《政治学》书里叙述这种制度，说是“土地为公共所有，而且共同耕作，产品则分配给个人以供他们各自享用。”我们插队时候不就这样儿吗？对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，和《共产主义原理》，可以知道，他们说的先进的“个人所有制”，其实就是古希腊的那种财产共有制，也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制，都一样。

我们插队时候的生产队，实行的正是亚里士多德介绍过的古希腊那种制度，古人实践过的共有共享制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、大家协作劳动、消费品个人所有。那种所有制产生于人类文明较早时期，私有财产分立初期，是进入农业文明后，以前原始部落各尽所能按需分吃制度的一种延续方式。

当代集权主义重新建立的这种所有制形式，时间上看是重建于现代，本质却是回到上古。所以，“文革”中知青从城市被送到农村，让你投身其中的，应该说跟农奴制还不一样，而是农奴制产生之前的一种更古代的体制，是远在中国秦朝之前、两千多年前的一种食物平等制度。

1974年冬在陕北。左起：田丰、王士伟、王健、王克明

早期的那种平等分配制度消失两千年后，马克思恩格斯却主张实行它，目的是以物质分配的平等，消灭自生自发而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哈耶克批评马克思说，这是“把一种强制性的平均主义方案强加给所有的人”，他说平均主义是“最具破坏性的因素”。知青插队的时候，中国农村就是在强制实行这么一种平均主义方案，它破坏了农村的生产，农民不喜欢它。知识青年插队看到的农民，是不热爱集体而盼望单干的农民。

铁生在《插队的故事》里讲了一件曾普遍发生的事情，说清平湾的知青支持改变农村分配制度，把生产队核算分配改为大队核算分配。那时候的人都认为，只要往共产主义方向改变生产关系，生产就会发展。分配单位越大、人越多，就离共产主义越近。以后还全公社核算分配，再以后全县核算分配，差不多就全民所有制了。等到全国核算分配，就是一国实现共产主义了。其实这世界上，只有波尔布特在他统治的柬埔寨实现了这种所谓的“共产主义”，弄得白骨累累。

史铁生写道：要搞大队核算，农民反对，知青就想发动群众，去问老贫农怀月儿爷爷：“您说，大队分红好，还是小队分红好？”老汉说“小队分红好。”哎？贫下中农怎么不说越大越好呢？知青又试问：“小队分红好呢？还是单干好？”老汉说：“球——，谁解不下这事？还不是不敢言传？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介。小队分红好，可还是不顶单干。”

老贫农说单干最好。就是说，贫苦农民认为财产私有最好，私有了，农民的贫苦生活才有可能改善。但是我们不是依据经验安排生活，而是依据原则构建制度。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私有制，这是原则，那么贫苦农民渴望单干的心思，就必须被消灭掉。原则是说我给你一个好的社会，而单干是你想要一个好的生活，那不行。

1975年王克明在扬场

于是那时候农村开展各种政治运动，阶级斗争，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农业学大寨，反家庭副业，批工分挂帅，诸如此类。最过分的是批判工分挂帅。集体化收了人家农民的土地财产后，用工分记录农民的劳动量。农民不能自由种自己吃了，获取食物的惟一依据就是工分，这成了农民的第一关注。学大寨却要批判工分挂帅，强迫他们热爱集体。

反对农民关注工分，就是反对农民关注食物，反对农民关注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，反对那种心思。这是人类社会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。古代即使不给奴隶吃喝，也不管他们关注吃喝的心思。可上山下乡年代，就有过这种事儿。

反对家庭副业更是那时候常态。铁生《插队的故事》写，一年遭了灾，家家都没粮了。自然经济抵御不了自然灾害，于是清平湾的农民栓儿带着铁匠家具出门一冬天，去搞副业挣口吃的挣点儿钱，结果，“回来时一根粗绳等着他，五花大绑被请到县大狱去。”这种情节不是铁生虚构的，是那时候的农民生活真实。

他们这么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”。那时候，不光是农村要防止，全国都防止。造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原因和目的，也是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”，为此而“培养千百万接班人”。但资本主义在哪儿？那时的中国农民，为个体利益所做的本能努力，根本没摆脱自然经济的桎梏，也突破不了集权主义的牢笼，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没出现。

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是把远在未来的资本主义描述为已经过去、只剩“尾巴”的事物，以便使用“复辟”来定性它未来的出现。防止复辟，是防止远未到来的资本主义复辟，防止不曾出现的事物复辟，防止未来复辟，这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事情。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，就是被送进了这么一个没有逻辑的过程。

知青被送到了古代耕作的自然经济中，古希腊和毛泽东实践的平等分配制度中，然后被要求参加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，还在日常劳动中磨练自己的一颗红心，从身到心，都被用于防止未来复辟。所以我说，上山下乡运动是把知识青年投入古代，从事反对未来的事业。就是说，让知青投身古代，反对未来。

1982年余家沟的耕地

反对未来需要有接班人，以后好接着反对，上山下乡的“再教育”就是培养接班人的意思。1942年就产生了这种与工农相结合的培养手段。不过，通过上山下乡定向培养年轻人的想法，不是1942年或1968年才出现的，而是古已有之。古希腊柏拉图在他《理想国》书里，把这意思说的很清楚。不念原话了，意思是：让青少年到乡村去，接受统治者指定的教育，很是必须，各地乡村必须接管他们。

两千多年后毛泽东说的是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……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，没有拉开理念的距离，方法都是让年轻人上山下乡去接受指定教育，目的都是使年轻人按照统治者设定的方向成长。这种方法的提出也是在上古时代，中国秦朝之前。这里并不是说发动上山下乡是继承了欧洲古代的理性主义传统，但做法很像是柏拉图理念的实践。

大家知道，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，人是越来越明白自由的价值了，越来越明白自由是怎么回事了。但跟这种演化交织在一起，总有一种与自由冲突的理性，老想用在白纸上画画儿的方法，整体改造社会，根本改造人，建构新世界。说是一张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

铁生说，研究知青插队“不要因为感情而忘记事实”，这话实在中肯。我们对插队村庄和乡亲都有感情，说着说着就泪如泉涌。这种真实真诚真挚的感情，使我们不会忘恩负义，不会忘记善待帮助过我们的乡亲，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山间朋友。但同时，感情也会使我们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以为上山下乡是我们的青春责任，是我们的青春奉献。

其实，知青不过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，干了几年古代的农活儿，构不成共和国的脊梁。插队时，发达世界已经现代化农业了，知青不知道外面的事儿，以为大干苦干、艰苦流汗、阶级斗争和学大寨，就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。实际上改变不了。因为，改变一定是一个走向未来的过程，但知青被投身古代，反对未来，这就和改变的愿望对立了冲突了，所以改变不了。

帮着人家反对市场经济，弄得国家经济濒临崩溃，这根本上是在帮着人给国家建设拆台，怎么会是国家脊梁？直到放松搞活以后，单干以后，农民生活才彻底改善。市场经济发展起来，国家经济才发展起来。

插队时候我们要是反对集体生产，支持贫苦农民单干，帮着乡亲早早富裕起来，进入市场经济，那我们的青春就属于反对古代了，就是奉献未来了。如果是那样，我们才真正能被称为共和国的脊梁。

1975年王克明在余家沟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，稍有改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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